9月24日，进入退市整理期的暴风退已经连续四个交易日跌停，成为首只跌幅20%的退市股。如无意外，暴风退将于11月初被摘牌，成为A股第125只退市股。

从1990年上交所成立以来，截至目前，A股存量股达到4021只，但30年间退市股仅百余只，退市率为3%，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市场相去甚远。过去十年间，伦交所、纳斯达克、纽交所等退市率均超过6%。

退市率太低会导致上市公司含金量不足，证券市场无法发挥出资本市场配置优势，业内人士认为，优胜劣汰的机制才能保证股市健康发展。

A股平均每年不到3家企业退市

作为昔日的影音“王者”，暴风集团曾在54个交易日内创下39次涨停的纪录，股价一度超越贵州茅台，被称为“妖股之王”。在其高光时刻，暴风集团市值曾高达400亿，如今不足2亿，股价也仅剩0.6元/股。

8月28日，暴风集团公告称，因公司在法定披露期限届满之日起两个月内未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且在股票被暂停上市后的一个月内未能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触及股票终止上市情形。A股中，因同样的原因退市的还有*ST花雕和*ST达曼。

但实际上，A股中最常见的退市原因是上市公司被吸收合并。过去30年，A股中有34只个股因被吸收合并而退市，占所有退市个股数量的27.4%。剔除吸收合并的情况，A股真正退市的公司数量不足百家，平均每年退市数量不到3家。

而从全球来看，兴证策略的报告统计显示，过去十年间，全球上市公司的退市数量累计值超过了IPO的数量。该报告指出，我国退市率过低最深层的原因是IPO体制的僵化和高门槛。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沈涛在接受时代财经的采访时则表示，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6-2007年股权分置改革之前，A股市场IPO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国有企业转型和改革，提升其效率，在此前提下，不可能出现太多企业退市的情况。

“2007年股权分置改革后，A股IPO逐步朝着发达国家成熟的资本市场方向发展。”沈涛表示，尽管在此之后A股退市数量也很少，但这是因为中国独特的IPO管控审批制度，此外，地方政府对壳公司的支持等因素也导致退市率低下。

审批制度下企业上市很难，经营不善的上市公司拥有壳资源，很容易成为其他企业借壳上市或重大资产重组的对象。而在美国市场上则不存在这种情况。由于企业上市很容易，如果企业经营不善，则可能会直接退市。

“退市率的高低与退市制度的设计、执行以及退出的渠道相关。”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在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表示。

从法规的角度来看，李曙光认为，目前的退市制度是比较严格的，其增加了净资产、营收、市场交易、审计意见等指标，同时对退市后恢复上市方面也提出了新的要求。A股退市率比较低，某种程度上是制度执行方面存在问题，采取的措施不够坚决、有力。

“从2007年《破产法》实施以来，中国资本市场中已有近百家上市公司进入过重整程序，但还没有一家上市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而达到破产清算标准的上市公司绝不止一家。”李曙光认为，破产清算机制是市场彻底退出机制，对该破产的上市公司应坚决实施《破产法》。

资金爆炒退市股

暴风集团进入退市整理期以来均以20%的跌幅跌停，但从A股市场以往的经验来看，多只退市股在退市整理期甚至摘牌前一日仍遭到资金爆炒。

9月15日，千山退进入退市整理期最后一个交易日，尾盘其股价上演“地天板”，总成交额达到1895万元，龙虎榜买入金额最大的前五个营业部合计净买入约470万元。除了部分券商买入外，也有股民选择在末日接盘“纪念”。

Wind显示，截至今年5月底，千山退股东户数为4.82万户。而早在2019年召开年度股东大会时，千山退的董事长刘祥华曾对停牌前买入股票的股民表示，“公司一直在发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你买股票的心态就是赌博，退市的话你可能颗粒无收，如果恢复上市，可能回报很多倍。”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退市股遭到资金爆炒的原因。

沈涛指出，退市股遭到爆炒，一方面是由于其退市后未来仍可能会重新上市。只要成功恢复上市，其股东终将受益，因此也不能完全认为这是一种非理性的举动。

8月17日，ST毅达在暂停上市一年之后恢复上市，首日股票大幅高开114.72%，使得该公司股票暂停上市前“豪赌”的投资者成为了大赢家。

李曙光也表示，投资者存在思维惯性，认为退市的公司可能会继续重组或被“买壳”。退市制度具体实施不落地、案例少，使投资者认为“壳资源”仍有价值，未能发挥清扫市场垃圾和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壳公司数量众多是造成A股退市率低的原因。由于A股难进难出，企业可以对壳资源加以利用，最终也造成了低价股的炒作。”沈涛对时代财经表示。

另一方面，投资者的风险意识不强也是造成爆炒退市股的原因。

“A股中小股民较多，受过金融投资方面的专业教育较少，容易忽视交易中的风险。”沈涛指出，金融科技的进步使投资股票变得容易，除此之外，投资股票的手续费和税费比较低，导致我国中小投资者数量众多而且较为活跃。

以美国为例，机构投资者是其投资者的主要构成，而我国则是个人投资者占多数。在沈涛看来，通过增加资本利得税和交易费用来加大投资成本，是减少中小投资者数量的有效手段。

李曙光认为，完善资本市场生态环境，不仅要提升和监督上市公司的质量，通过优化配置制度和强化退市细则来堵住制度的漏洞，也要加强投资者教育、提高其风险意识。

做空机制值得A股借鉴

对于A股退市率低、垃圾股遭到爆炒的情况，有舆论表示，这或与A股缺乏做空机制有关。不久前，新华社批评垃圾股，央视评论称，适当引入做空机制，为A股清风正气。

李曙光表示，做空机制是很好的制约机制，能有力地打击垃圾股，值得A股市场借鉴。

“虽然做空机构的主观目的是为了盈利，但客观上也净化了证券市场和投资环境，但做空机制的前提是有相对成熟的资本市场，目前国内尚不具备这个条件。”李曙光对时代财经表示。

李曙光指出，做空机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如果没有全面完整及时地披露证券信息，那么做空就成了无源之水。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李曙光表示，做空制度还需要配套制度的支持，通过相应的诉讼制度、刑事法律制度对为自身利益采取不公平竞争手段的做空机构追责。此外，投资者、市场服务和中介机构都要更加成熟。

沈涛也认为，做空机制本质上还关系到投资者的组成。

“A股市场的投资者大概有两种构成，一是专业的机构投资人，其受过良好的金融教育，专业且全职做投资;二是金融专业知识相对不足、缺乏对风险有足够认知和承受力的中小投资者。”沈涛表示，“如果市场上大部分是专业的机构投资者，引入做空机制可以提升市场效率，但若大部分是中小投资者，容易对其造成损害。”

(记者 高秋榕 廖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