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居民财富不断积累，对财富管理需求日趋显著。同时，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公募基金对养老投资所需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重。此外，我国证券市场历史上多次出现大幅震荡，公募基金行业理应更好地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作用，对资本市场稳定作出更为积极的贡献。公募基金公司需要突破发展瓶颈，培育与全球一流资管公司竞争的能力。公募基金行业需要增强实力，才能更好地服务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百姓民生。

全球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时，要从持久战角度认识当前问题，国家提出“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以往我们熟知的“逆周期政策”首次转为“跨周期政策”，可以看出政策重心将从熨平短期经济波动转向兼顾短期和中长期，在稳增长和防风险中找到平衡点，既不因稳增长而过度宽松，也不因防风险而过分收紧，不会过分受到国外经济政策的影响，坚持“从我出发”，保持政策定力。这对致力于服务实体经济的公募基金行业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公募基金公司需要突破发展瓶颈，构建强大实力，培育与全球一流资管公司竞争的能力

从宏观层面看，公募基金行业需要增强实力，才能更好地服务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百姓民生。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居民财富不断积累，对财富管理需求日趋显著;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公募基金对养老投资所需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重。此外，我国证券市场历史上多次出现大幅震荡，公募基金行业理应更好地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作用，对资本市场稳定作出更为积极的贡献。公募基金公司需要突破发展瓶颈，培育与全球一流资管公司竞争的能力。与美国相比，无论是行业整体规模，还是单家公司实力，无论是在金融市场中承载的体量，还是在服务养老投资中的作用，中国的公募基金行业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新的时代，公募基金行业承担着新的使命，需要增强实力，以更高阶的能力、更积极的作为，更好地连接居民财富与实体经济，推动行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为确保公募基金行业更好地承载新的使命，监管层也在引导鼓励公募基金公司积极创新与集团化发展。证监会在《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时指出，支持优质公司集团化运营;优质公司可基于业务发展需要设立子公司，专门开展资产管理及相关业务，实现专业化、差异化发展。同时，证监会机构监管部在《支持证券基金行业实施组织管理创新的通知》中也提出，鼓励有条件的行业机构实施市场化并购重组。不仅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双区”建设的相关政策，也积极鼓励提升金融服务创新水平。面临“双区驱动”的历史机遇，深圳的公募基金公司也在积极探索如何创新发展，落实《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等金融支持大湾区建设的政策，为进一步建设双区发挥积极作用。

国内公募基金行业面临着严峻挑战，唯有突破瓶颈，提升核心竞争力，才能加速发展。基金公司面临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内外部竞争环境：随着资管新规及配套文件的逐一落地以及金融行业对外开放的加速推进，国内资产管理行业在迎来重要发展契机的同时亦面对巨大的竞争，银行理财子公司、基金公司、信托公司、保险资管、券商资管、期货资管以及外资资管机构在逐渐拉平的统一监管体系下同场竞技，国内基金公司在渠道能力、客户基础、IT建设、资本实力、风控系统、品牌知名度、人才培养等方面都需要加强能力建设，加大投入力度。

从资产管理规模来看，截至2020年年中，海外资管巨头贝莱德、先锋、道富资产管理规模分别达7.3万亿美元、5.7万亿美元和3.1万亿美元;国内工行、招行、建行理财业务规模均超过2万亿元，远超国内基金公司的管理规模。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实力，平均单家公募基金公司注册资本约3亿元，与四大行理财子公司平均逾百亿元的资本金、海外巨头贝莱德约340亿美元、道富近250亿美元、景顺约140亿美元的净资产相去甚远。

公募基金的投研风控能力需要“更上一个台阶”，而与科技深度融合是关键影响因素，资本的投入更是提升科技应用的重要保障。

一是资产管理规模的增长需要提升信息化水平。随着资产管理规模越来越大，基金公司的管理难度也在加大，前端投资面临交易执行、风险控制、成本效率、公平性等考验，后端运营面临流程复杂、风险点多等难题。基金公司需要建立统一的管理平台，整合各种职能模块及数据资源。

二是多元化投资需要系统集成支持。面向未来，中国金融市场上各种金融衍生品在内的金融产品将不断丰富;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化，全球化的资产配置也将成为趋势;公募基金很可能逐步开展另类投资，通过配置股权投资、房地产投资等获取超额收益。多元化投资需要对应投研系统的集成化升级。

三是投资管理能力有望通过智能投研进一步提高。金融科技主要应用在智能投研和量化策略，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获取更多维度的数据来源、更快的数据处理分析，在有效性越来越强的市场中抓住投资机会。智能投研主要在数据采集、数据处理、算法优化等方面帮助投资管理人提升投资能力。一方面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提升非结构化数据的处理效率;另一方面增加另类数据的获取，包括卫星数据、物联网数据、社交平台情绪数据等。算力的提升加快了投资决策模型的迭代，帮助投资管理人抓住更多投资机会。

海外资管公司在投研风控领域的科技应用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发展经验。例如，贝莱德阿拉丁系统，基于六大功能和一体化的投资服务流程为其自身业务及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投资决策和风控支持。在功能层面，阿拉丁系统兼具信用及风险分析、组合管理、交易执行、合规监管、运营监控、业绩分析六大功能;在业务流程上，阿拉丁系统实现了各业务流程在数据平台上的统一作业，通过前中后台一体化的操作系统为本公司及外部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数据决策支持。又如，美国智能投研先行者Kensho公司，被誉为智能投研领域的AlphaGo，其核心产品Warren利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将数据、信息、决策进行智能整合，并实现数据之间的智能化关联，寻找事件与资产之间的关联关系，从而提高投资工作效率和投资能力。它的特点就是拥有快速计算能力、良好的人机交互能力和强大的深度学习能力。

二、海外经验表明，上市是公募基金公司做大做强的有效途径

总体来看，上市基金公司是海外基金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海外上市基金公司整体数量不多，但头部公司中有多家上市，并且市占率很高。截至2020年上半年，世界前十大资管公司中有七家是上市企业或上市企业子公司，分别为贝莱德、瑞银、道富、安联、JP摩根、高盛和纽约梅隆银行;前20大资管公司中有16家为上市企业或上市企业子公司。以美国2018年情况为例，前十大基金公司中有六家是上市企业或上市企业子公司，分别为贝莱德、JP摩根、道富、普信、景顺和富兰克林邓普顿，市场占有率为21%。

成立于1988年的贝莱德，30年间跃居全球资管公司领先地位，实现了后来居上，不仅仅是因为顺应了美国资产管理行业快速发展的趋势，更加重要的是，贝莱德前瞻性地耕耘金融科技，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实现外延式发展，走出了一条“科技+并购”的特色道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与之类似，中国公募基金公司相对于海外巨头和银行体系，实力仍有待增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可以借鉴“贝莱德式”发展模式。

其他上市海外基金公司的发展经验，也表明上市对并购与全球业务扩张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成立时间较晚的贝莱德相比，施罗德、景顺、富兰克林邓普顿是典型的老牌资产管理机构，这三家公司的成立时间都超过了半个世纪以上，其中施罗德已成立200年左右;这三家机构的上市时间也相对较早，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上市。对这三家老牌资产管理机构的发展历程进行整理，特别是关注其在上市前和上市后的不同发展路径，得到许多具有启发意义的共通之处：

三家机构在上市之后均进行了多次、连续的并购。其中施罗德于1959年上市，从1962年起先后并购了Helbert， Wagg & Co。等公司;景顺于1988年上市，先后并购了Primico Capital、CIGNA Fund等机构;富兰克林邓普顿于1971年上市，从1973年起先后并购了Winfield、L.F。 Rothschild、Templeton等金融机构。

三家机构在上市之后均进行了全球范围内的业务扩张。施罗德从1960年起先后在中国香港、日本、巴西等全球主要金融市场设立分支机构;景顺1988年上市，于1996年在加拿大和中国香港等地设立分支机构;富兰克林邓普顿于1986年在中国台湾地区设立分支机构。作为其地理扩张活动的一部分，三家机构均在中国法律许可的第一时间，在中国大陆设立了合资公募基金公司：交银施罗德(2005年)、景顺长城(2005年)和国海富兰克林(2004年)。

就国内公募基金行业而言，随着金融行业的进一步开放，在立足于国内业务的同时，还需具备国际视野，通过上市可以为国内公募基金公司走向世界提供更强大的资本支持。

三、境内证券公司的上市与发展轨迹对公募基金公司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自第一家上市券商登陆资本市场以来，上市成为券商补充资本、做大做强的重要方式，上市券商数量快速增长。从数量上看，当前行业内近半数券商已经实现独立上市或整体上市，2019年末净资产排名前20大的券商均为上市企业，其中12家券商实现A+H两地上市，个别优质头部券商实现A+H+G(伦敦)三地上市。从竞争力看，上市券商规模在行业内占据核心领先地位，2019年末上市券商总资产占证券行业比例88%，净资产占行业比例83%，营业收入占行业比例85%，净利润占行业比例甚至高达95%，体现出上市券商显著优于非上市券商的盈利能力。

上市券商通过IPO和再融资快速提升资本实力，构筑内生和外延双向发展路径。一方面，上市券商外延通过并购收购扩大业务规模、巩固特定业务优势，进入新的业务领域，实现综合实力稳步提升。以中信证券和华泰证券为例，中信证券在2003年上市实现资本补充后，利润总额实现行业领先。并且，中信证券凭借资本优势，通过外延并购快速拓展经营实力，2003年和2005年分别收购万通证券和金通证券。此后，中信证券一举奠定行业龙头地位，营业部数量由2004年初的45家增加到2006年的165家，总资产从2003年底的118.1亿元增加到2007年底的1897亿元，净资产和净利润排名维持行业领先水平，经纪业务从行业10名以后跃升至行业前列，各项业务均处于行业前三名。2011年，中信实现H股上市，并在2013年收购里昂证券进一步拓展国际化布局，成为一家覆盖国内外业务的行业龙头。华泰证券也通过A+H+G三地上市持续募集资本，收购联合证券、AssetMark等金融机构进行国内外布局，逐渐由一家地方性券商成长为净利润行业前列的头部券商。

另一方面，上市券商通过自身雄厚的资金实力拓展产业链条深度和重资产业务规模，构筑有效竞争壁垒。近年来，我国证券行业盈利模式呈现出由通道驱动向资产驱动转变的特征，商业模式经历由“通道类轻资产业务为主”向“轻、重资产共同发展”的发展脉络，资本实力成为证券行业的核心竞争力。由于中信证券较早地登陆了资本市场，所以获得了重要的融资渠道，并在随后的2006年和2007年两次进行增发，分别募集资金46亿元和250亿元。丰富的融资渠道为提升附加价值、拓宽业务边界以及后续的兼并收购提供了基础。金融科技是当前证券行业提质增效的重中之重，持续的金融科技投入需要大量资本金投入。2019年，头部券商信息技术投入占营收比例约为5%-10%，其中华泰证券的IT投入更是占到营收比例的9.63%。上市券商资本优势领先，能够率先加大科技投入，构筑有效竞争壁垒。

国内证券公司也经历了探索上市融资发展的历史阶段，给予国内公募基金公司借助上市增强资本实力充分的借鉴经验。公募基金公司也可通过上市构筑内生和外延双向发展路径，拓展产业链条深度，加强金融科技投入，提升综合实力，从而更好地应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

四、公募基金公司上市，在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同时，可让基民与基金公司联系更加紧密

公募基金公司上市，围绕为客户持续创造价值，可从多个方面使用募集资金，提升核心竞争力。上市可助力公募基金公司提速业务发展、拓宽人才渠道、积累品牌优势。从募集资金用途来看，公募基金可多维度使用募集资金，全方位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围绕内生增长，不断增强投研等核心能力;增资基金子公司，推动业务稳健发展;发力外延扩张，收购优质资管公司拓宽能力圈，拓展海外业务，推进全球化布局;支持创新业务发展，如推进衍生品业务落地、财富管理转型;加大信息技术投入，提高智能化水平;补充营运资金，提升运营能力等。

公募基金公司上市可以让基民与基金公司联系更加紧密。一是有利于优化公司治理结构。上市后基金公司的股权将更加分散。例如，贝莱德上市以后，股权结构逐渐多元化，改变了单一大股东PNC银行集团持股比例过高的情况。1999年上市时，PNC持股比例按投票权计算达到79.1%;2017年底，持股比例降至21.5%。除PNC与持股比例5.4%的先锋集团以外，公司没有其他持股5%以上的大股东。股权分散平衡了基金公司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基金公司股权结构的稳定和优化，有利于保持基金公司的运营独立性，有利于保护基金持有人的利益。二是有利于公募基金社会监督机制的完善。基金公司上市后，投资者一方面是基民，另外一方面很可能同时通过对其二级市场股票的购入成为股东。基民在获得所购基金季报、年报等披露信息同时，可以查阅其作为上市公司的诸多公开信息，包括定期财报、关联交易情况说明，与公众投资者互动等上市公司特有信息，了解公司经营的详细情况。投资者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和风险意识也多了具体路径。另外，可以借助沪深股票交易所、公众媒体等对于上市公司的监督，所获信息的纵深将比以往更为详尽，从而形成全方位的基金公司外部监督机制。

回望过去，公募基金肩负推动普惠金融的使命，秉持“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资产管理本源，以专业的投研能力和资管能力，树立了为大众理财服务的标杆。面向未来，在“双循环+跨周期”的大环境下，公募基金行业应加强自身实力，承担更深刻的使命，发挥更重要作用，创造更宏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