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东阳市公安局长俞流江坐拥350万别墅的新闻又添新内容。记者发现，排行第三的俞流江所在的俞氏家族，在当地权倾一方。其大哥俞流传，现任金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俞流江的二哥俞流青，是永康当地的一个大老板。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俞氏家族在永康政商界的根基，远不止俞氏三兄弟本身，俞家不少亲属，都在当地党政机关担任要职，并广有产业。(5月14日《时代周报》)

正如有评论所言，俞流江的别墅就矗在政策的空当里。因为俞流江妻子的经营活动，与现有法规并不相违。而且，当初公众对其妻“借50万元出资建厂”的强烈质疑，也一并得到消除———从最新报道来看，俞家“不差钱”。应该说，这个报道比之前当地纪委的调查报告更具说服力。公众对县级公安局长住350万别墅的疑惑，到此仿佛也完全消解了。但报道中关于“俞氏家族权倾一方”的信息，却给我们心头压上了一块更大的石头。

诚然，像俞氏家族这样，在一个地方的政商两界都具有强势的话语权，并不意味着一定存在权钱勾结等腐败行为。但有必要指出，这种如同放大后的“内举不避亲”的权势场域，存在腐败的可能性也变大了，而且更为隐蔽。

圈内集体腐败，其特点是“利益均沾”，而这正符合传统的家族利益观念———肥水不流外人田。家族式的权势布局结构，是形成团体性腐败的“有利”条件，因而腐败的可能性也就更大。当然，这也和“政策的空当”有着某种联系。比如《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回避暂行规定》虽然对任职回避的范围、对象、原则及方法进行了明确规定。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一则，强调回避由当事人自觉提出;其次，它虽然也要求“国家采取措施保障回避制度的实施”，但在具体实施细则方面却语焉不详，使得“内举不避亲”有向“近亲繁殖”演变的可能。而有关公务员及其家属经商的法律规范，比如《公务员法》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六项规定》，又或多或少地对县处级以下公务员的经商逐利冲动有所忽视，以至于出现县处级以下官员“当官发财两不误”现象。在此语境下，家族氛围较浓厚的地方基层组织，形成一个家族在政商两界“通吃”、权倾一方的局面，就不足为怪了。

而一旦这样的利益均沾局面形成，掌握了各种权力的家族，在家族私利的驱动下，本该服务于公众的公共权力就可能变异，甚至蜕变成为家族谋利的工具。那么，在转型时期，各种普惠性政策，或许也会被掌握公权力的家族势力转变为替自家服务的条文;民众利益被忽略甚至被侵占了。更麻烦的是，这种联盟在亲情和利益的双重维系下，较为牢固，因而也不易暴露。长此以往，最终或许会形成权力给资本增值，资本为权力充值的利益格局。

俞氏家族是否就打着这种权力生态的烙印呢?显然，当其他电镀厂因涉嫌环境污染被搬迁，俞家老二的电镀厂却硕果仅存;“别墅起火”事发后，金华有关方面屏蔽网上相关新闻和评论的举动，大概会让人们产生部分疑虑：他们家族为何能“一荣俱荣”，却不见“一损俱损”呢?

这或许还只是浅层次的问题。虽说这个层面的灰色利益链可能也“浓得化不开”，已让普通民众心生怨怼，但毕竟还没有脱离绳规墨矩的许可范围。如果家族势力不仅权倾一方，而且还权压一方———前面的论述已证明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那么在此语境下，社会的公平正义将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