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出土文献的研究，开始的时候只是零星进行的。通常都是先有相关文献和资料公布，随后是相关研究跟进。最早进入吐鲁番地区并且带走相关文物的是俄国人。从1893年开始，罗波洛夫斯基、科兹洛夫和克列门兹，都先后到过吐鲁番并带走吐鲁番出土的文物。克列门兹曾经写过简单的介绍文章，但是俄国的情况一直是收藏的多研究的少。

俄国人的发现，影响了德国。1902年8月，德国第一次吐鲁番考察队成立，领队是格伦威德尔。1904年，第二次吐鲁番考察，勒柯克为队长。1905年第三次，1912年第四次。德国吐鲁番考察队，都以吐鲁番为名义，但是考察的范围远远超出吐鲁番，涉及整个新疆塔里木盆地北沿全境。德国吐鲁番考察的收获虽然并非都是吐鲁番地区的产物，但却为吐鲁番名声远播起到了客观推动作用。他们的考察报告和收集品研究，对欧美日本影响深远，但长期以来对于中国的影响却微乎其微。应当说，吐鲁番文献为德国的东方、中亚研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让德国在西域语文研究上、在中亚宗教研究上都长期保持国际领先地位。德国的吐鲁番考察活动影响到中国，是1905年的事情。清朝政府立宪改革，派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著名收藏家端方到达欧洲，在柏林博物馆看到了出自吐鲁番的《凉王大沮渠安周造祠碑》，十分惊讶，立刻进行了拓印。归国后，这成为收藏界的一件盛事，著名学者纷纷前往观看，并书写感想。吐鲁番受到国内学者注意，此事甚为重要。

(资料图)

也是在1902年，日本西本愿寺长老大谷光瑞开始组建西域探险队，到1910年，他们一共进行了三次西域考察，其中第二次和第三次，在吐鲁番都大有收获。因为他们进行了墓葬挖掘，所以获得了大量文书。这些文书被称作“大谷文书”，现在一共整理出版了三大册(即《大谷文书集成》)。1915年，日本出版《西域考古图谱》，公布了一部分大谷文书。而在前一年，罗振玉利用正在日本的便利，见到大谷探险队带回日本的吐鲁番文献，出版了《西陲石刻录》，公布了大谷所得吐鲁番墓志和碑刻，运用跋语的方式进行了研究。他还利用这些资料撰写了《高昌麹氏系谱》，对唐朝统一吐鲁番前的当地政权进行了初步研究。上世纪20年代，王国维也撰写过有关麹氏高昌和唐西州的论文，利用的也是日本人带走的资料。与此同时，国内的学者也开始关注并使用吐鲁番出土文献。1911年，王树枏编撰《新疆图志》的时候，介绍了著名的《唐张怀寂墓志铭》，同时还对多种私家藏品进行了考释。

英国斯坦因多次到中国新疆，在考察的名义下搜集各种文物。1913年到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在吐鲁番收获尤其丰富。他不仅切割壁画，还对阿斯塔那墓地进行了系统发掘，多达34座古墓被他一次挖掘完毕。到此为止，吐鲁番的古墓发掘，都是由外国人进行的。国人要么卖古物给洋人，要么自己收买当作古董宝贝。这种情形，决定了吐鲁番的早期出土物绝大多数流散国外，而国外学者的研究不仅造就了他们的学术成就和影响，也客观上促成了吐鲁番学的国际性。

1928年是吐鲁番学的一个重要时刻。中国、瑞典联合西北考察团成立，作为中方的成员，黄文弼开始了他的西北考察活动。1928年和1931年，黄文弼两次重点考察吐鲁番，古代遗址、古代石窟和古墓地都是他的考察对象。黄文弼后来整理发表了多部著作，有《高昌》(第一分本)、《高昌砖集》和后来的《吐鲁番考古记》。黄文弼不仅为吐鲁番学研究提供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资料，他还亲自研究，写出了一批有学术影响的论文，如《高昌疆域郡城考》《高昌国麹氏纪年》《高昌国官制表》《宁朔将军麹斌造寺碑校记》《张怀寂墓志铭校记》等。黄文弼的考察与研究，不仅揭开了吐鲁番学研究的一个新阶段，更重要的是黄文弼的学术活动标志着中国的吐鲁番学取得了坚实的成果，在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方面甚至具有主导地位。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继续讨论吐鲁番学的学者相继跟进。岑仲勉1933年作《麹氏高昌补说》，就是因由罗振玉、黄文弼的研究。同一时期，冯承钧一方面翻译伯希和等西方学者的相关学术成果，一方面也自己著述研究。他的《高昌城镇与唐代蒲昌》一文写作时，已经知道黄文弼有《高昌疆域郡城考》一文。冯承钧的研究，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充分吸收伯希和、斯坦因等西人的研究，同时注意把传世史料进行系统搜集整理。对此，他的《高昌事辑》就是这个方面的成功范例。该文的正文部分，引证史籍中有关高昌的记载文字，自己的看法、考证则放在注释中。而在开篇中对高昌历史地位、发展阶段的归纳，影响深远。

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东邻日本的吐鲁番学有了很重要的进步。中央大学教授嶋崎昌成绩最为显著。吐鲁番出土文献，包括墓志类文字与文书，吸引了研究者对吐鲁番的广泛注意，探讨吐鲁番的历史于是成为吐鲁番学很重要的一个焦点问题。罗振玉、黄文弼、冯承钧、嶋崎昌等莫不如此。嶋崎昌先后发表多篇论著，如《唐朝征讨高昌国的原因》(1957年)、《关于高昌国的城邑》(1959年)、《关于高昌国的柳谷》(1960年)、《隋书高昌传解说》(1961年)、《麹氏高昌国官制考》(1963年)、《可汗浮图城考》(1963年)、《姑师和车师前、后王国》(1966年)、《高昌国及其周边》(1967年)等。其中，他对麹氏高昌国官制的研究，明显是对黄文弼相关研究的推进，同时也构成了后来研究的重要基础。

50年代开始，随着大谷文书的公布与研究，吐鲁番学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突显出来。唐朝贞观十四年(640年)讨伐麹氏高昌胜利后，在这里设置了西州。吐鲁番出土西州时期的文书，为证明唐代前期的历史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证据。唐朝前期，制度规范，执行严格，但是历史典籍记录的唐代制度，因为多是法典式记录，实施状况如何让人费解，以至于如均田制、府兵制这些对于唐代十分关键的制度，后人已经很难了解它实施的具体情况了。从二三十年代开始，就有学者提出唐代均田制是否实施的问题，而中国、日本的学者先后发表研究，未有确论。50年代，敦煌、吐鲁番文书资料的加入，更加深化了相关问题的讨论。比如周藤吉之的《吐鲁番出土佃人文书研究——唐代前期的佃人制》、西嵨定生的《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实施均田制的状况》、西村元佑的《唐代吐鲁番均田制的意义——以大谷探险队带来欠田文书为中心》、大庭脩的《吐鲁番出土的北馆文书——中国驿传制度史上的一份资料》、内藤乾吉的《西域发现的唐代官文书研究》、小笠原宣秀与西村元佑的《唐代役制文书考》、仁井田陞的《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交易法文书》等，引入新的敦煌吐鲁番文献，为这些历史问题的研究注入了活力，而这些问题涉及的是唐帝国全境的统一制度，并非敦煌或吐鲁番当时的地方问题。这对于吐鲁番学而言，意义是重大的。吐鲁番提供的历史文献价值，超越了吐鲁番地方本身，所以吐鲁番学的性质也不再仅仅属于吐鲁番。

1959年到1975年，我国的考古部门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先后进行了13次发掘，出土了大量文书和文物。1975年开始，国家文物局成立了以唐长孺为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从1981年开始，陆续出版了十册录文本《吐鲁番出土文书》。到1996年，四卷本图版录文对照本也出版完毕。与大谷文书相比，这批新出的吐鲁番文书，有系统发掘记录，符合考古学的要求，所以在释读和理解上更加便利。此外，文书数量多、内容丰富，对于相关的研究促进很大。吐鲁番学从此进入一个研究的高峰时期。

在唐长孺领导下的整理小组，一边整理，一边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1983年)和《二编》(1990年)，可以看作是他们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辑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共5辑)，虽然不是以吐鲁番新出文书的研究为主，但是也有很多新资料的介绍和研究。1986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韩国磐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其实也是以吐鲁番研究为主的。1983年，中国成立敦煌吐鲁番学会，下设《敦煌吐鲁番研究通讯》，在联络学者、交流信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87年夏，日本五名学者荒川正晴、片山章雄、白须净真、关尾史郎和町田隆吉共同结成“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印刷《会报》，每年开会研究问题，成为日本方面吐鲁番学研究的生力军。2000年，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创刊《吐鲁番学研究》，对于吐鲁番学的促进意义巨大，证明吐鲁番学在故乡的健康发展。

唐长孺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出版以后，对于吐鲁番学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的学术事情还有以下几件。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除了柳洪亮自己的研究论文以外，公布了阿斯塔那382、385、386、388、389、360、384等七个古墓出土的文书，此外还有交河故城、吐峪沟千佛洞、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出土的文书等。本书也有图版，但基本上看不清楚。同时，属于吐鲁番出土、收藏在日本宁乐美术馆的文书也被整理出版，这就是陈国灿、刘永增《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文物出版社，1997年)。这批资料由日比野丈夫首次使用，对于理解战争状态的西州是十分典型的材料。

大约是因为“吐鲁番出土文书”这个名称的限制，所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不收同时出土的墓志，仅仅在解题的时候有所介绍，而墓志显然是很重要的历史文献。过去，黄文弼的《高昌砖集》，已经把自己发掘所得吐鲁番出土墓志刊布。1959年以后的13次发掘所得墓志，197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出土文物的书，仅仅发布了吐鲁番出土文物的几幅照片。侯灿先在《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集(1990年)上发表《解放后新出吐鲁番墓志录》，只有录文没有图版。而穆舜英、王炳华主编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新疆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是把黄文弼与新出的吐鲁番墓志都收在一起，只有图版没有录文，更可惜的是收集不全。直到2003年，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上下册(巴蜀书社)，才终于把所有吐鲁番出土的墓砖、墓志资料汇编到一起。这是一部图版与录文对照本，并且提供了相关的重要研究参考文献。

另外，斯坦因在中亚获得的部分汉文资料，有的本来就出自吐鲁番，有的虽不是吐鲁番出土，但是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此，目前有三部著作，分别是郭锋《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未经马斯伯乐刊布的部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和沙知、吴芳思编著《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前两部著作没有附图版，后者属于图版录文对照本。